2017年世界经济表现良好，市场担心的“黑天鹅”事件基本上没有发生，在“灰犀牛”隐忧中，经济复苏得以维持并继续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秋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称，全球经济进入上行周期，上行力度不断增强，预计今明两年全球增长率将分别达到3.6%和3.7%。

国际机构对2017年经济信心增强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除，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隐患。

全球经济短期企稳迹象明显

世界经济增长在全球央行持续的扶持政策下得以持续。经济复苏由美国扩散至众多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全球贸易与跨境资本流动明显复苏。同时，不少国家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导致2017年末除美联储之外的主要国家央行相继释放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信号。多个国际组织不约而同对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做出乐观预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1月28日表示，由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均超出预期，2017年全球经济有望创下2010年以来最佳表现。联合国12月11日在日内瓦及全球多个城市同时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强，增长速度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全球约有2/3的国家2017年的增长速度高于上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秋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称，全球经济进入上行周期，上行力度不断增强，预计今明两年全球增长率将分别达到3.6%和3.7%，大大高于去年的3.2%。欧元区、日本、新兴亚洲、新兴欧洲和俄罗斯经济增长被广泛地向上调整。

今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全球经济整体上正处于一个增长走强的时期。今年二季度增速达到3.6%，为2010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预计今年全球增长速度将高于世界银行年初时的预期值。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年会上，世行认为全球增长在过去一年出现回暖，投资、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以及支持性全球金融环境均出现复苏。

警惕全球债务风险

国际机构对2017年经济信心增强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除。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隐患。

2017年全球债务率继续上升，债务风险的控制对世界各国仍是严峻挑战。OECD首席经济学家Mann表示，虽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发出红色警报的债务指标目前并未达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称，企业债务的积累情况非常可怕。

世界银行表达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和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据统计，2016年年底半数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个百分点以上，三成国家的财政平衡恶化，赤字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5个百分点。2016年-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新迎来资本流入、本币升值、经济复苏、资产价格反弹等诸多利好，企业开始重新大量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加速，这些国家可能再度面临本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冲击。

发达国家中，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2017年已经突破20万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如果得以推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要达到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目标，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速远远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目前欧洲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突破警戒线。

“灰犀牛”隐患不容忽视

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发展温和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之间的脱节，也是一个风险。自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本轮美国股市的牛市已经历时八载有余，目前股价已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今年股市继续上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已经认为，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股市牛市将终结。随着美股市盈率接近历史高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美国股市未来由升转跌的风险。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指出，尽管他不知道本轮股市何时下跌，但一旦股市转为下跌，其持续时间与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场预期，不仅可能通过传染效应冲击其他国家资产价格，还可能通过负向财富效应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也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涨。此外，全球房地产市场也面临过热风险。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仍是一大隐患。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逐渐回升至4%，虽然预计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带动全球增长加快。然而，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贸易回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努力捍卫自身利益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难以减弱的一个新因素。

美国重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已两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也相继释放转变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过预期，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将对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增长潜力，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金融环境收紧而暴露出来，那些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可能遭受更大压力。

美国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特朗普所承诺的改革仍在进行过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台，对于已经被国会通过的税改措施，可能带来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待明确。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损害市场信心和投资。如果没有鼓励商业投资的新措施，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开始放缓。

其他非经济因素方面，如地缘政治紧张、欧洲地区政治风险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都可能是使经济增长脱轨的“灰犀牛”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在2017年若隐若现，在2018年仍需引起注意。